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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着被开追悼会的四位革命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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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兴无

2019-03-2407:56    来源:人民网-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(《红岩春秋》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,请勿转载)

在战争年代,流血牺牲的事时常发生。生者为死者开追悼会,寄托哀思,激励斗志,已然成为惯例。然而,有四位革命者活着的时候,就被开了追悼会。

李立三:活着被开三次追悼会

李立三,1899年出生,湖南醴陵人。工人运动领袖,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。1922年到1927年间,他被“牺牲”三次,也被开了三次追悼会。

第一次,在法国举行追悼会。

1922年春,李立三受党组织委派,去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,先后担任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书记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。同年9月,安源路矿当局拒发工人工资,并企图查封工人俱乐部,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。9月14日,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,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。

罢工运动爆发后,路矿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镇压,还指使工贼刺探李立三的下落,并悬赏600块大洋收买其人头。工人纠察队为保护李立三的安全,把他转移到郊区一名工人家中。

路矿当局一计未成,又生一计。为瓦解工人的意志,他们买通长沙一家报纸,在醒目处登了一则快讯:“李隆郅(李立三)为罢工事逃往长沙,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,日前被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。”

李立三得知此事后,当即露面,揭穿了敌人的阴谋,稳定了工人的情绪。然而,报纸上的消息很快传到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耳边,周恩来、王若飞信以为真,立即召集旅欧党团员和同学们,在巴黎郊外的“华侨协社”大厅集会,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。追悼会由周恩来主持,王若飞致悼词。

第二次,工人集会举行追悼会。

1925年五卅惨案后,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,成立了上海总工会,并发动上海民众起来罢工、罢课、罢市,由李立三任“三罢”总指挥。

9月18日,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公然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,指名通缉李立三等六名工人及学生领袖,并收买流氓打手,企图暗杀李立三。

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,秘密离开上海,前往汉口。由于他是军阀的重点缉捕对象,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。吴佩孚当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,同时雇用刺客肖剑飞前去刺杀。肖剑飞见李立三日夜同群众在一起,为工人大众谋利益,认为他是好人,就把吴佩孚的指使透露给他,使他得以安全转移。肖剑飞为了交差,编造了一个已将李立三刺杀的谎言。吴佩孚信以为真,下令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“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”的新闻。

李立三在汉口“遇难”的消息不胫而走,武汉的工人群众悲痛万分,集会为其举行追悼会。上海几大工会也组织工人群众,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活动。

第三次,福建长汀,周恩来主持。

1927年南昌起义时,李立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,兼任政治保卫处处长、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、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,负责总指挥部的安全、保卫、宣传和群众运动等工作。

8月5日,起义军撤出南昌,分四路南下。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,这是一支由上千名妇女和青壮年抬担架运送伤员的队伍。南下第六天,周恩来正与贺龙、叶挺等研究军事计划,张国焘突然闯进门说:“李立三的勤务兵于柱儿报告,李立三牺牲了!”

周恩来立即找来于柱儿问明情况。据于柱儿说,当第三路行进到武夷山黄峰岭时,李立三发现丛林中有一种可以充饥的红果,他叫于柱儿看好东西,自己过去看看。过了好一会儿,于柱儿不见他回来,忽又听到一声枪响,知道大事不好,立即跑过去查看,只见地上有一些红果和一摊血迹,但不见人影。这时,有人发现悬崖底部的树兜上挂着一具尸体,因悬崖太深,看不清面目,但从衣服的颜色看很像李立三。于柱儿不禁大哭,急匆匆地跑来向张国焘报告。

前委决定在长汀正德中学的操场上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,追悼会又一次由周恩来主持并致悼词。追悼会刚开完,李立三却意外地带着几个陌生人回来了。周恩来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,兴奋地说:“立三,我们以为你牺牲了,正为你开追悼会呢!”

李立三哈哈大笑:“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,阎王爷嫌我脾气躁,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,都不收,我就又回来了。”顿时全场人转悲为喜。

原来,李立三采摘野果时,冷不丁从树林中窜出几个人,为首者把他拦腰抱住,他顺手朝那人开了一枪,没等他开第二枪,就被其他人扭住了。他们见伤者已死,就把尸首扔下悬崖,然后带走了李立三。

这些人是拦路打劫的土匪,见李立三带着枪,料定他是当官的,想从他身上敲诈一笔。李立三笑道:“和你们一样,我也是个受苦人。穷得走投无路,才投了共产党的队伍。”土匪问什么是共产党的队伍?李立三说:“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,专打土豪劣绅,杀富济贫,为穷人撑腰出气。”土匪们动了心,提出愿意跟他到共产党的队伍干革命,李立三答应了。他们立即给他松绑,随他一起来到长汀,后来编入叶挺的部队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一次,李立三带夫人李莎拜访周恩来,周恩来回忆往事时,对李莎开玩笑地说:“立三同志活着的时候,我就为他主持了两次追悼会,他一定会长寿的。”

晏福生:活着被开两次追悼会

晏福生,1904年出生,湖南醴陵人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。1934年4月,任红六军团17师49团政委。生前被开两次追悼会,两次死里逃生,回到部队。

第一次,部队转移前夕,举行追悼会。

1935年1月,蒋介石纠集十万大军,分六路“围剿”湘鄂川黔根据地。红二、六军团集中主力,寻机歼灭敌人。4月,晏福生与团长吴正卿带领49团参加了陈家河战斗。当他指挥二营冲进寨头时,发现一股敌人突破红军包围往西逃窜。他来不及调动部队,带着警卫员奋力急追。

战斗结束后,红军多方寻找,始终不见晏福生及其警卫员的下落,都以为他牺牲了。当时战况紧急,部队需要马上转移,吴正卿将全团指战员集合在一起,为晏福生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。

就在全团指战员万分悲痛之时,晏福生和警卫员扛着缴获的长枪、短枪,押着几个俘虏进入了会场。他一看大家在为自己开追悼会,生气地说:“我还没死,开什么追悼会!”说罢,一脚踢翻了灵位。看着战友们窘迫的样子,他风趣地说:“敌人还没有消灭,革命还没有成功,阎王爷还不愿意收咱们呢!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。

第二次,下落不明举行追悼会。

1935年11月,红二、六军团长征前,晏福生担任红六军团16师政委。1936年10月,晏福生与师长张辉率领16师为红六军团开辟前进通道。部队进至天水县娘娘坝镇时,张辉不幸牺牲。行军至罗家堡,又遭遇胡宗南的主力部队。16师经过浴血奋战,成功掩护主力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这时,敌机的一枚炸弹,炸伤了晏福生的右臂。警卫员把他扶到隐蔽处包扎完伤口,却发现他们与部队失散。追兵将至,晏福生命令警卫员带着文件包和武器急速追赶部队。

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得知晏福生负伤下落不明的消息,立即派出一个营打回罗家堡,营救晏福生。可他们寻遍整个阵地都不见其踪影,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日记中写道:“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。”红六军团渡过渭水后,为晏福生开了追悼会。

事实上,晏福生并没有牺牲。警卫员走后,他感觉藏身地点危险,就挣扎着爬到山下,躲进一个破窑洞。第二天,他用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找老乡换了一身旧便服,右臂用布带吊在胸前,左手拄棍向北追赶部队。

4天后,晏福生单臂游过渭河,负伤的右臂经水浸泡溃烂化脓,疼痛难忍。经过半个月的千里跋涉,他终于在通渭县境内追上红四方面军31军的一支部队。该军军长萧克见他伤势严重,派人将他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医院治疗。

不久,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,晏福生随总部医院踏上了西进之旅。他的臂伤恶化,到达山丹县后,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为他做了截肢手术。

1938年3月,晏福生接任359旅团政治委员,参加南泥湾大生产,后被评为“生产英雄”。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词:“坚持执行屯田政策。”

段苏权:活着被开一次追悼会

段苏权,1916年出生,湖南茶陵人。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。1932年参加红军,后担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、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。

1934年10月,段苏权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,与师长王光泽奉命率800多人留在黔东牵制敌人,掩护红二、六军团主力发动湘西攻势。

独立师在黔东与敌周旋,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,调动和牵制敌军一万多人,有效掩护了主力的行动。此后,独立师欲东进和主力会合,但遭敌围攻,有200多人被敌分割,几乎全部遇难。段苏权、王光泽率600多人进入梵净山,于11月25日转至四川秀山梅江镇(今属重庆)。突然,他们遭敌袭击,一颗子弹击穿段苏权的右脚踝骨。他失去支撑,倒在街上,几个战士冒死把他背下火线。

当时红军中流传:“宁肯断手,不愿伤脚。”因为伤脚意味着掉队,脱离革命队伍。段苏权脚受伤后,无法站立,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。在敌人围追堵截下,独立师不断有战士牺牲、被俘、失散。为不拖累部队,他对王光泽说:“师长,你带部队走,把我留下吧!”

就这样,段苏权被寄放在秀山丰田村一个叫李木富的穷裁缝家里。当地民团搜查得紧,李木富就把段苏权转移到一个隐蔽的山洞。但民团还是嗅到风声,暗中尾随李木富来到段苏权藏身的山洞。

身负重伤的段苏权无力抵抗,民团搜走了他身上的三块大洋,剥光了他的军装,只剩下一条带血的短裤。民团头子准备杀他,李木富求情道:“莫造孽哟!图了财就行了,莫害人家性命。他是个残废人,动不了,你们可怜可怜他吧!”因李木富曾给团丁做过衣服,说话管点用,民团头子狠狠瞪了段苏权一眼,带着团丁下山了。

此后,李木富每天送来红薯稀饭和草药,维系段苏权的生命。但半个月后,李木富连送一顿稀饭也无能为力了。段苏权被饥饿和伤痛折磨得奄奄一息,为不再拖累李木富,他决定先回湖南茶陵老家,养好伤再找部队。

段苏权穿着仅能遮羞的短裤爬出山洞,一点一点地朝李木富家爬去,手掌和膝盖被磨得血肉模糊。李木富夫妇把他扶进家门,帮他洗净伤口,给他喂了红薯稀饭。段苏权说了自己的打算后,李木富请邻居木匠连夜做了两根拐杖,还做了一个竹筒,当讨饭碗。

段苏权告别了救命恩人,拄着双拐,踏上了回乡之路。他沿路乞讨,来到永顺王村的水码头,央求一个运米的船老板把他带到了岳阳。在别人的帮助下,他爬上一列运煤的火车。在醴陵下车后,他遇到茶陵老乡刘维初。

刘维初在此经营一家豆腐店,将段苏权扶到店铺后,给其洗澡理发,换上干净衣裳,并帮助治疗脚伤。段苏权在店里住了42天,脚伤基本痊愈,便写信给父亲。父亲借了十几块大洋,对刘维初千恩万谢后,把他接回了家。

段苏权住在家里,多方打听红军的去向。1937年9月,他得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的消息,归心似箭,直奔西北寻找部队。在山西太原,他遇见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,任弼时惊喜交加:“好啊!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!”段苏权如实汇报了受伤脱险、找寻部队的情况,任弼时告诉他:“你所在的黔东独立师,已在1934年11月全部损失,师长王光泽被俘后惨遭杀害。但一直没有你的消息,都以为你牺牲了。在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上,我们给你开了追悼会。没想到你还活着。”

归队后,段苏权投身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战将。

钟国楚:活着参加自己的追悼会

钟国楚,1912年出生,江西兴国人。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5月参加工农红军,8月转为中共党员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,钟国楚担任樟平游击支队政委,奉命留在闽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。

1935年春,樟平游击支队在福建长汀猪仔坝遭到敌人埋伏。为保存有生力量,游击支队边打边撤。钟国楚一直在队伍后面阻击敌人,突然,一颗子弹击中他的颈部,顿时血流如注。两名战士冲上来把他抬到一处密林做简单包扎。此时,他已经不能说话,挣扎着从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,战士连忙递上纸片。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我是兴国埠头人,死在福建猪仔坝。同志们要坚持战……”“斗”字还未写,他就昏迷了。

两名战士赶紧把钟国楚抬到九洲山的临时医院。医生用手在他的鼻前摸了下,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两名战士泪如雨下,低头默立不肯离去。医生担心他们赶不上队伍,催促其离开。临走时,他们带走了钟国楚的军帽,再三嘱托医院将钟政委掩埋好。

因为游击支队被打散,两名战士在大山中转了20多天,才在永春山的一座破庙找到部队。支队长看了遗书,又看看钟国楚的军帽,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。为悼念战友,支队长带领战士们为钟国楚垒了一座衣冠冢,决定为他举行追悼会。

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,钟国楚并没有牺牲。当医院派人将他抬往后山掩埋时,钟国楚在半道上居然发出了微弱的呻吟声。原来,他只是被喉头凝固的血块堵住了气管,抬他的两个人走得很快,在颠簸中,他喉头的血块从嘴里滑了出来,被堵的气管也重新畅通了,掩埋者赶紧把他抬回医院抢救。

钟国楚在疗伤中一直惦记部队。他打听到部队的准确下落后,在伤口还未痊愈的情况下,离开了医院。他戴着斗笠,扮成樵夫,经过两天两夜的跋涉,到达了游击支队驻地永春山。

钟国楚临近那座破庙时,听见里面传出《国际歌》声。他清楚,唱这支歌时,多半意味着又有战友牺牲。他垂首无声地走进庙里,没细看就加入了默默致哀的队伍中。支队长正在主持祭奠活动:“向钟国楚同志的灵位三鞠躬,一鞠躬……”

钟国楚禁不住叫起来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这时,支队长也发现一个戴着斗笠的人站在后面,警惕地喝道:“什么人?”钟国楚应道:“自己人。”支队长觉得不对劲,迅速拔出了枪,其他战士立即将他围住,掀开了他的斗笠。“钟政委?!”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。钟国楚激动地说:“同志们,我没死。我活着回来了。”

此后,钟国楚在闽赣边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斗争。

来源:《红岩春秋》2018年第12期

(责编:曹淼、谢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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